一、勤耕享牲—漢代玉牛
在漢代，牛的作用非常廣泛，是同人們關係最為密切的一類家畜，其功用涉及農業、運輸、祭祀、食用等諸多領域，可謂是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動物。首先來看農業，牛耕在漢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西漢武帝時期，著名的農學家趙過對農耕技術進行了推廣，根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載，當時的耕作方式為「藕犁，二牛三人」，在犁地的過程中使用二牛、一犁，三人的操作方式，其中一人牽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這種方法用力少而功效大，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採用，而這其中牛就是農業增產的主要功臣。其次，牛車是貫穿兩漢一直影響至魏晉的重要交通工具。牛車在漢代已經較為普及，牛車具有承載量大、速度平穩的特點，多被用於運輸貨物和糧食作物，相對來說等級較低，僅貧者及商人乘坐。但在漢初，由於政權剛剛建立，各方面物資匱乏，連諸侯也需要乘坐牛車，《史記》中記載：「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隨著漢代經濟的逐漸恢復，牛車隨後又成為了等級較低的交通工具，當時一輛牛車值錢千兩，而馬拉的最簡易的車也價值一萬，牛車的地位可見一斑。然而到了東漢晚期，特別是靈帝、獻帝時期，牛車又得到了上流社會的青睞，至魏晉時期牛車反而搖身一變成為了世族高貴身份的象徵。除了具有現實意義的作用之外，牛也具有一定的超現實意義，它是祭祀中經常被使用的一類犧牲，除了常規的祭祀之外，牛還被指定用於祭祀「陰陽使者」。
由於牛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們可以在漢代的藝術品中找到大量的牛的形象，河南及山東的畫像磚中經常會出現以牛為主題的圖案；陝西興平豆馬村也出土了漢代的牛尊。此次「傳統與創新」特展中則展出了多件漢代圓雕玉牛，他們的形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扭曲生動極富造型張力；另一類則呈靜態跪姿，神情憨態可掬。首先來看第一類（圖1），此次展出的這一件玉牛可謂是同類中的精品，其整體選用青黃玉料製作，由於長期埋藏地下產生了一定的白化現象，又經過後世收藏家的盤玩，導致表面部分白化區域轉變為深褐色，且呈現出柔和的光澤。玉牛整體極富動感，其左前腿貼於腹部，全身僅靠三足支撐，身體扭轉回首，再加之周身刻畫出的肌肉線條，一頭氣魄雄健、鬥志昂揚的公牛隨即躍然眼前。這種頗具野性的牛在漢代應該不是農耕或運輸所用，而是被用在流行於上流社會的鬥牛、牛戲之中。通過圖像的對比，我們發現館藏的此件玉牛和南陽地區出土的「鬥牛圖」畫像石中牛的動感形象頗為相近，故推測其為鬥牛的可能性較大。展出的另一類玉牛與這件「鬥牛」風格迥異，以這件玉牛為例（圖2），其姿態被限定在長方體的玉料之內，四肢跪地，神情安逸靜穆，似在休息，此件展品同陝西蒲城賈西鄉出土的玉牛較為類似。
二、飛驥佳乘—漢代玉馬
相比牛而言，在漢代馬的實用功能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及作戰方面，同時馬也具備一定的非現實功能。和牛車一樣，馬車也是漢代較為常見的，所不同的是使用馬車則一貫是高等級群體所享有的「特權」。除了馬車本身種類繁多以外也有優劣之分，相傳早在戰國時期伯樂就寫成《相馬經》一書，用以評判馬的好壞，但是目前沒有可信的今本流傳於世，而上世紀七十年代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長達五千兩百字的《相馬經》殘本，則增進了世人對漢代「相馬」的瞭解。此版本的《相馬經》以馬的頭部特別是眼部的特徵為主要評判標準，這些標準在漢代很多以馬為主題的文物中可以發現一定的呼應關係。例如震旦博物館此次展出一對玉馬（圖3），眼眶較高，鼻孔稍大，兩耳間距很小，頸部粗壯結實，四肢膝頭圓如團麹，這些都同文獻中良駒的特徵暗合。
除了用作交通工具之外，漢代還有一類存在于神仙信仰中的天馬，此種天馬可以遊歷天極，騎上它便能夠飛升成仙。當時相傳，大宛所產汗血寶馬就是天馬同普通馬雜交所生，因此求仙若渴的漢武帝篤信在大宛的宮廷內部一定囚禁著真正的天馬，用以繁殖汗血寶馬，屢次想以重金換取天馬，但終究未果。無奈之下，便對大宛發動了戰爭。天馬形象在漢代的文物中也較為多見，例如出土於陝西咸陽漢元帝渭陵建築遺址中的「羽人馭馬」玉器，以及東漢時期在畫像石、畫像磚上出現的部分「車馬出行圖」均可看作是當時世人對天馬的刻畫。
漢代玉器中的動物形象取材多樣，是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藝術瑰寶，同樣也是研究漢代歷史不可或缺的器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