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成長、創造榮景卻也讓全球付出代價——「氣溫持續上升、信任不斷下降、價值體制崩壞」，企業為此背負著惡名，也飽嚐苦果，需要新的經營模式來化解危機！哈佛大學教授韓德森，是當今研究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領域的權威，她指出，「為了賺快錢，我們正在摧毀世界、破壞社會的根基。在整個系統分崩離析之前，我們必須跨越股東價值極大化的簡單思維。」
誰說永續、獲利只能二選一？韓德森以其在經濟學、心理學和組織行為方面的嚴謹研究，加上過去15年來與Nike、IBM、聯合利華、沃爾瑪、豐田汽車等多家企業合作的結果，找出可以在獲利的同時也兼顧永續，並為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負起責任，甚至可以賺更多的具體方法。
而身為個人，當然也能發揮影響、成為改變的力量。就從累積生活中微小的行動開始，包括：想想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身體力行地做對環境有益的事；把價值觀融入工作中；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加入你認同的團體，為理念發聲；好好照顧自己，也要記得樂在其中。
「我能做什麼？」這是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無疑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很容易掉入一種陷阱，以為只有英雄才能改變世界。然而，現實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成功的領導者是眼見改革浪潮已風起雲湧，於是順勢而為。美國的民權運動不是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的個人傑作，而是歷經成千上萬非裔美國人和支持他們的盟友幾十年的努力，大家不畏危險和艱苦，勇敢捍衛改革，運動才逐漸成形。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並沒有一手結束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是在成千上萬人參與、幾百人喪命的五十年奮鬥基礎上，才一舉成功。
葛莉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開始在瑞典國會外面為氣候變遷抗議的時候，只是一名十五歲的學生，她說，氣候如果真的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為什麼我們卻毫無作為？一年後，估計有來自一百二十五個國家的一百六十萬名學生走出校園，參加了全球氣候罷課行動。我知道有一家跨國公司因此徹底改變了永續發展策略，因為員工都覺得公司的行為太愧對孩子。你可以發揮重要的力量，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以下一一說明。
改變世界的六個步驟
1. 找到屬於自己的使命。
你最珍惜什麼？你願意為什麼而戰？什麼東西對你來說有至高無上的價值？不管選擇做什麼，都要符合你內心深處的內在價值。有一種尋找使命的途徑，是反思當代的重大問題在你人生當中產生了什麼回響，例如你曾經很喜歡一個地方，如今卻遭到徹底破壞。有些人是為自己的孩子而戰，有些人純粹是被強烈的正義感驅動。
2. 現在就做點什麼。
下定決心少搭飛機、少開車，或盡量只買善待員工的公司的產品。做好住家保溫隔熱，如果有可能，在屋頂上裝太陽能板，或者向綠能供應商購買電力。計算碳足跡，估算自己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只要能力許可，盡量做出補償。勇敢邁出第一步，許多事自然接踵而來。
3. 把你的價值觀融入工作中。
創立一家懷抱不一樣願景的新公司。我參加過很多次這樣的會議，會中大企業的主管們最後同意公司需要變革，決定性因素就是小本經營卻充滿熱情的新創公司對他們構成了威脅。諸如第一太陽能（First Solar）和博隆能源（Bloom Energy）這樣的新創公司，讓成千上萬的人相信，再生能源和節能方案是有利可圖的，因而開啟整個嶄新的產業。
4. 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倘若不先重建社會對各級公部門的信任，我們走不遠。要實現這一點，必須要有人可以理解企業能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只不過外部經濟需有合理的定價，企業力量也要有民主力量的制衡，社會才能繁榮興旺。
5. 採取必要行動。
設法提高公眾壓力是絕對必要的手段方式。找一個你認同、積極採取行動的團體，加入他們。有人會告訴你，做什麼都為時已晚了，或者這行不通的，或者事情永遠不會有任何改變。但不管任何時候都不會太晚，事情有可能變得更糟。
6. 好好照顧自己，記得樂在其中。
不要用世界有沒有被你拯救來衡量自己成功與否，沒有人能拯救世界，每個人只能做自己能做的。
告別股東價值的年代
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根深柢固地相信，企業唯一的職責就是創造最大「股東價值」。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或許是推廣這個觀念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曾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善用資源做提高利潤的事。」從這個觀點出發，不難看出為何有人認為關注長遠目標或公眾利益不僅不道德，可能還不合法，甚至是行不通。
無庸置疑，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是無情的，衡諸當前情勢，我們對股東價值極大化的執著極為危險。不只對社會和地球造成傷害，也對企業的健全構成威脅。圖靈藥廠（Turing Pharmaceuticals）炒作達拉匹林（Daraprim）的事件，就充分說明了我們不顧一切追求利潤所付出的代價。
2015年9月，只有兩項產品的小型新創公司圖靈藥廠，宣布將學名藥（即過了原廠藥專利期的藥物）達拉匹林的價格從每錠13.50美元調漲至750美元，漲幅超過五十五倍。達拉匹林普遍用於治療愛滋病引起的併發症，生產成本每錠約1美元，沒有競爭廠商，想買達拉匹林的人只能跟圖靈購買。
此舉引發媒體一片譁然，圖靈執行長馬丁．希克瑞里（Martin Shkreli）遭千夫所指，在新聞中宛如過街老鼠，人人都討厭，他卻毫無悔意。被問到會不會改變主意時，他回答說：「我本來想把價格調得更高，我大可以調得更高，幫股東賺更多錢，這是我最重要的職責。」
我們都很希望希克瑞里是特例。他確實是個怪咖，目前已因欺騙投資人的錢入獄，但他赤裸裸地說出了企業唯一重要的事是「盡可能賺更多錢」，這背後代表了什麼？價格飆漲的學名藥還不只達拉匹林。這種行為肯定是錯的，難道剝削重症患者是經理人的職責？
企業是不是得堅守追求最高利潤的責任，即便知道這幾乎一定會對顧客、員工或整個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舉例來說，自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以來，全球化石燃料公司花了超過10億美元進行遊說，反對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用遊說來支持放任地球升溫的做法，短期內或許能創造最大股東價值，但從長遠來看這真的好嗎？
商業世界的思維並非一向如此，我們對股東價值的執迷是相當晚近的事。哈佛商學院第一任院長艾德溫．蓋伊（Edwin Gay）曾經說，該學院的宗旨是培養出「用正當手段賺取合理利潤」的領導者。直到1981年，商業圓桌會議還發布過一則聲明，當中提到：「企業與社會是共生關係，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對社會是否負責決定了它能不能長久生存，擁有既賺錢又負責任的企業，才有健全的社會。」
本文出自：《重新想像資本主義》／天下雜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