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的起源在相關研究領域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由於早期對佛造像的發現發掘缺乏科學完善的方法論，且印度本身沒有歷史傳統，缺乏足夠的、可靠的文字史料記載，所以如今對於佛教造像具體起源的時間和區域，討論和研究的空間仍然很大。十月九日，來自華師大美術學院的何志國老師帶著他的研究成果，來到了震旦博物館，與我們共同探討了印度佛教偶像的起源問題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關於印度早期佛造像起源的論證
佛造像並非隨著佛教的誕生而一同到來。印度早期的佛教藝術以象徵為主，以法輪、蓮花、腳印、佛塔等象徵物表示佛的存在，聞名遐邇的阿育王石柱便是那一時期的代表產物（圖一）。到了約前2世紀的巽伽王朝，巴爾胡特佛塔的圍欄上（圖二），以及前1世紀的桑奇大塔的門欄上（圖三），出現了夜叉神及力士題材的人物雕刻（圖四）
而到了西元1世紀中偏後階段，犍陀羅地區斯瓦特的布特卡拉地區出現了年代明確的佛陀造像。該遺址大致可分為五期，彼此之間具有清晰的地層疊壓關係，且每期都有不同時期的錢幣出土，其斷代相對可靠。在該遺址的第三期，佛塔塔身石刻欄楯上面出現了大量的佛傳故事雕刻，佛像首次出現其中。可以說，布特卡拉整個遺址幾乎是完整呈現了佛造像由無到有的過程（圖五、圖六）。
但是，布特卡拉遺址出土的這些擁有平行衣紋、八字鬍的所謂「線刻組」的雕像（圖七），一定是最早的佛造像嗎？
秣菟羅地區出土了這樣一件塔身圍欄殘件，上面雕刻的內容是演繹自經典佛傳故事的《四大天王奉缽圖》。在橫欄靠近中間的位置刻有一尊小佛端坐在須彌座之上，呈現右手舉起，左手置於膝蓋的姿態（圖八）。
何老師認為，這樣的圍欄殘件及其相似件代表了秣菟羅早期的佛造像的特點，且在時間上應早於布特卡拉遺址的線刻組佛像。
考古學上有一種斷代方法，被稱為「橋聯法」，即若有兩件年代確定的文物，而第三件文物在形態演變的邏輯關係上處於二者之間，那麼這件年代待定的文物則可以自然而然地斷代在前兩件文物之間的時代。從人物造像和整個建築的位置關係來看，桑奇大塔神像雕刻位於塔門和立柱之上，而布特卡拉遺址的線刻組佛像出現在了塔身的圍欄嵌板上。何老師認為，這之間的演變還存在著一個過渡階段，而秣菟羅出現在塔門門欄上的佛像則很好地填補了佛像從無到有，位置由外及內的邏輯空缺，故根據橋聯法的原則，秣菟羅早期佛像應晚於桑奇大塔的神像雕刻而早於布特卡拉遺址的線刻組，約在1世紀早、中期，是為最早的佛造像。
從圖像志的角度上，有更多的事實可以輔助印證這個結論。從巴爾胡特（前2世紀）到桑奇大塔（前1世紀），到秣莵羅再到布特卡拉，遺址出土的佛像均首先出現在佛傳故事中，且擁有相似佛傳故事題材、類似的構圖、相似雕刻技法的演變軌跡。例如，同一佛傳故事題材「三道寶階降下圖」在幾個遺址中都有發現（圖九）。
在巴爾胡特和桑奇大塔遺址中，佛像尚未出現，而分別以腳印和菩提樹象徵佛陀，到了西元2世紀的秣菟羅及2-3世紀的犍陀羅佛傳故事中，佛像才出現（圖十）
且構圖由繁到簡。而不同題材的表現中也可以看出不同遺址之間的變化和傳承關係。巴爾胡特和桑奇大塔的「禮拜菩提樹圖」構圖十分的繁密，而1世紀的布特卡拉的「太子決意出家圖」也用了類似的繁密構圖，一反犍陀羅雕刻疏鬆簡潔的風格，顯然是受到了影響（圖十一）。
同時，從秣菟羅到犍陀羅，早期佛像雕刻技法經過了從淺浮雕到高浮雕的演變。
另外從細節來看，會發現秣菟羅地區早期佛造像的姿勢都相對統一，即前文提到的「右手舉起，左手置於膝蓋」。而這樣的手勢和姿態事實上也是當地民間諸神的共同造型特點，具有一定的原生性（圖十二）。這種姿勢也對布特卡拉等斯瓦特地區佛像產生了影響。以上諸多事實都顯示了這些地區的佛教藝術擁有著一以貫之的演變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