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行為經濟學之父康納曼，於今年3/27過世，享壽90歲。康納曼從未上過經濟學課程，卻開創了經濟學領域的行為心理學分支，影響經濟學領域長達60年。《黑天鵝》作者塔雷伯將康納曼的著作《快思慢想》，譽為可同列於亞當斯密《國富論》、佛洛依德《夢的解析》的偉大著作。
傳奇人生——猶太家庭，幼時生活於納粹德國占領的法國
《快思慢想》一書中，對於康納曼成為行為經濟學之父的傳奇一生，有深刻的描述。內文指出，康納曼的父母是立陶宛猶太教人，1920年代初移民到法國。1934年，他的母親到特拉維夫探親時生下他。他小時候跟家人住在巴黎，父親是一家大化學廠的研究主管，事業做得不錯。
在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提交的自傳中，康納曼提到，長於納粹德國占領期間的法國，身為猶太人的童年，以及常常聽到父母與朋友之間的閒聊，讓他從小對人的複雜性就有了概念，或許就是這種經歷讓他對心理學產生了興趣。
當時，法國猶太人跟其他德國占領區的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死在集中營。康納曼的父親有一次被捕，德國人竟以為抓錯人，把他放走；康納曼自己有一次違反宵禁，德國親衛隊員以為他不是猶太小孩，不但開車載他回家，親切摟抱後，拿出自己小孩的照片給他看，還給他一些零用錢。回到家後，他對母親曾說過的「人性既複雜又有趣，永遠無解」，有了一番體悟。
遇到了一生的合作夥伴特維斯基
他青少年時感興趣的問題，像是人生的意義、上帝的存在、不搗蛋的理由等等，都屬於哲學問題。但他後來發現，相較於上帝存在與否，他更感興趣的是，什麼原因讓人相信上帝存在；相較於自己對道德的看法，他更感到好奇的是，是什麼原因讓人對是非對錯有所堅持。康納曼接受職涯諮詢後，心理學成為推薦選項的第一名，經濟學則排名第二。
康納曼1954年在耶路冷希伯大學取得心理學學士學位後，加入以色列國防軍服役，退伍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1961-1978年在希伯來大學心理學系任教期間，他遇到了一生的合作夥伴一特維斯基（Amos Tersky）教授，開啟了一段輝煌的學術生涯。
康納曼和特維斯基幾乎形影不離，時常漫步在希伯來大學的草地上，坐在小咖啡館裡，或在他倆共同的辦公室喝著咖啡，他們總是在交談，談論他們共同研究的問題。即使後來特維斯基至史丹佛大學及康納曼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兩人每天還是熱線不斷。他們共同奮鬥，建立了一套解釋人們在危險和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做出判斷及決定的理論，與幾位先驅者一同創立了行為經濟學。
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竟把自己反鎖在屋外
2002年，康納曼與開創實驗經濟學的史密斯（Vemon L. Smith）教授共獲頒諾貝經濟學獎。康納曼的貢獻在於，「通過心理實驗研究證明『經濟決策的過程是理性的』假設不能成立，把心理學成果與經濟學研究有效結合，進而解釋人類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做出判斷」。但康納曼卻認為自己是心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
當他得知自己獲獎後，十分激動，竟把自己反鎖在屋外，後來不得不破窗而入。他說，「得獎是對行為經濟學研究者的肯定」，在高興之餘，他「還有一點傷感」，因為他長期的研究夥伴特維斯基因罹患皮膚癌，59歲即辭世。他說，「這個獎不頒給已經去世的人，要不然1996年去世的特維斯基博士也應該分享這份榮譽。我覺得這個獎是我倆一起得的。」當被問到如何運用這50萬美元的獎金時，康納曼說，年齡愈大，就愈能做出明智的投資決策，我現在的年紀可以讓我大賺一筆。」
《快思慢想》——當權威患有「馬後炮偏見」，社會將付出代價？
「我早就知道會這樣了」「我早就說了......」，生活中總是不乏放馬後炮的人。康納曼在《快思慢想》中提到，實驗發現，也許我們都比自己想像的更會放馬後炮！當我們採取了對世界的新看法後，將立刻失去提取過去信念大部分的能力...
想像你自己在一場足球賽中，兩邊勢均力敵，所有輸贏記錄都一樣，現在球賽結束了，一隊贏了，一隊輸了。在你改正過的世界模式中，贏的那一隊比輸的隊強得多，你對過去的看法和未來的看法都因這個新的看法而改變了。從驚奇中學習是合理的事情，但是它可能有危險的後果。
人類心智的上限是它有這個能力去重新建構已經改變了的過去知識或信念，但是這個建構歷程不是很完美。一旦你採取了對世界的新看法，你立刻失去提取過去信念大部分的能力。
許多心理學家研究當 人們改變他的心意時，大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請選擇一個題目，這個題目是你還不確定你要怎麼投票的，比如說，死刑。實驗者仔細測量人們的態度，然後，請受試者聽一段贊成或反對這個主題的辯論。實驗者再來測量受試者的態度，他們的意見通常跟所聽到且有說服性的訊息更相似了。
最後，實驗者請受試者報告他們在沒有聽到辯論錄音帶以前的信念。受試者發現很難。實驗者是請他們去重新建構以前的看法和信念，結果他們卻把現在的寫出來了，這是一個立即的替代。許多人甚至不能相信他們原來的想法不是這樣。不能夠重新建構過去的信念，這會使你低估你對過去事件所引起的驚訝。費希霍夫是第一個在實驗室中展示「我早就知道」（I-know-it-all-along）現象的人。我們把這現象稱為「馬後炮的偏見」（hindsight bias）。
馬後炮的偏見在評估政策的制定者上會產生有害的效果。它使得觀察者在評估決策品質時，不是從程序對錯來著眼，而變成由它的後果好壞來判定。請看一下一個低風險的開刀治療，因為不可預測的意外發生，病人死亡了。陪審團傾向於相信這個手術其實是很危險的，叫病人開刀的醫生應該要負責任，知道有危險，醫生就不應開刀。這個後果（因為病人死了，所以手術是危險）的偏見使得陪審團幾乎無法評估這個決策究竟是對還是不對─陪審團應該看，在做這個決定時，開刀這個信念是不是合理的。
馬後炮對那些替別人做代理人的決策制定者特別不公平─醫生、理財顧問、三壘教練、執行長、社會工作人員等。我們傾向於責怪做決定者，不論那個決定本來是好的，只是執行壞了。即使政策成功，我們也很少給制定者應得的感謝或承認。這裡有很顯著的「後果偏見」（outcome bias），當後果不好時，顧客通常責怪他們的代理人，沒有看到牆上寫的字，卻忘記它是用隱形墨水寫的，只有在事後才看得見。一個在事前看起來是很謹慎小心的行為，可以在事後被看成不負責任的行為。
曾有一項根據真正法律案件所做的實驗，加州大學學生被要求去判斷，明尼蘇達州杜魯斯市（Duluth, Minnesota）是否應該花很大一筆費用僱一個全職的守橋人去保護市民，因為河水裡有許多漂流木會阻擋河水的流動。一組受試者只被提供當時市議會做決定時可用的資訊：24%的學生覺得應該請個人來監控河水，第二組受試者則被告知漂流木阻擋了水的流動，造成氾濫，即使這些學生已經被特別告知，不要讓馬後炮扭曲他們的判斷，卻仍有56%的學生覺得市政府應該出錢請人來監控河流。
後果愈糟，馬後炮的偏見愈大。事後去責怪那些做決策的人會使他們採用保護系統或解決方式，即極不願意冒任何風險。當醫療糾紛使醫生被告的機會增加後，醫生改變了他們的看病方式，叫你去做各種檢查，把更多病人轉給專科醫生看，用保守的治療法，即使這個方法沒有效。這些動作保護了醫生，但對病人不見得好，它製造出利益衝突。
雖然馬後炮和後果偏見一般來說培養了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它們同時也給不負責任的尋求風險者不該有的報酬，就好像將軍或企業家冒險一賭，贏了。那些一直很幸運的領導者從來沒有為他們冒太大的風險而受罰；相反的，他們被認為有前瞻性、預期會成功。那些有理智的人─當時懷疑領導者這樣做是否得當的人，現在反而被馬後炮的偏見認為是膽小、差勁、沒有用的人。一些幸運的賭盤使魯莽不負責任的領導人冠上了皇冠，享受著先知、前瞻和勇敢的美名。
出處：《快思慢想》／天下文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