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講座回顧主要論證了印度佛造像的起源問題，何志國老師認為印度早期佛造像應起源於秣菟羅地區，而犍陀羅等地的造像則多受其影響。但老師也指出，在佛造像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影響並非一直都是線性的、單向的。本期回顧將分期比較秣菟羅和犍陀羅佛造像的藝術特徵，試圖理出它們的交流脈絡，並分析其對中國漢晉佛像的影響。
印度早期佛像的分期與交流
貴霜王朝時期是印度佛像的大流行時期，如果將這一段時期大致分為早中晚三個階段，觀察和剖析這三個階段中秣菟羅和犍陀羅佛像各自的特徵，則會發現明顯的互相交流的痕跡。
首先，這兩個地區佛像在早中晚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相同的軌跡，即造像眼型的變化。早期佛像雙眼圓睜，中期的佛像眼睛處於半睜狀態，晚期的佛像眼睛大體上是向下看，低垂雙目，乍一看有如閉眼，充滿禪定意味。
再分別來看，在貴霜王朝早期（西元1世紀），秣菟羅造像圓臉圓眼，呈現出典型的南亞人種的特徵。結合秣菟羅所在的中印度地區較為炎熱的氣候特點，佛像通常都身著透明袈裟，袒右，並採用當地的紅砂石作為主要材料（圖一、二）。
而位於西北印度的犍陀羅地區的佛像則深目高鼻，八字鬍，呈現出今巴基斯坦地區當地人種的特徵，且由於氣候寒冷，佛像多身著較為厚實的通肩袈裟，衣紋呈U形平行。同時，早期犍陀羅地區佛像的項光較大，有的項光邊緣還裝飾有蓮瓣紋。佛像姿勢則是如前文所說，由秣菟羅地區民間諸神的形象一路演變而來（圖三）。
到了貴霜王朝中期（西元2世紀），秣菟羅佛造像雖然面部特徵大體上繼承了早期的風格，但在服飾上也出現了通肩袈裟、U形衣紋，這顯然是受到了犍陀羅早期佛像的影響（圖四）。而犍陀羅地區的佛像臉型也趨於圓潤，可能也受到了些許秣菟羅地區的影響（圖五）。
貴霜王朝晚期（西元3世紀），秣菟羅的佛像出現了程式化的平行右撇衣紋表現，且項光裝飾繁複，出現了蓮瓣紋、聯珠紋等裝飾，與犍陀羅地區造像的藝術風格有著密切關聯（圖六）。相應地，這個時期犍陀羅地區佛像出現袒右的風格，而袒右薄衣甚至類似裸體的風格是秣莵羅的傳統，說明秣菟羅的風格也滲入了犍陀羅的造像之中（圖七）。
漢晉佛教偶像及其來源
西元一世紀，佛教除了在印度本土廣為流行之外，也傳入了中國。對於中國漢晉佛像的風格來源，何老師認為是雜糅了印度犍陀羅和秣菟羅佛像的風格特徵。
從地域上來看，中國漢晉的佛像在長江上游地區，今四川、重慶等地以東漢搖錢樹為代表。目前認為中國最早的紀年佛像是豐都延光四年（125年）佛像（圖八）。這件小佛位於搖錢樹的樹幹之上，袒右，右手施無畏印，圓臉大眼，雙眉，與秣菟羅早期佛像存在相似之處。同時，其高髻的特點則是來源於犍陀羅佛造像。再看這尊綿陽雙碑崖墓出土搖錢樹幹佛像（圖九）
它的面部既有秣菟羅的雙眉特點，又得見犍陀羅的八字鬍，充分印證了長江上游早期佛像對於犍陀羅和秣菟羅特徵的雜糅。
情況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則有所不同。當地佛像的載體非常多樣，主要有七種：鎏金銅牌、釉陶、銅鏡、陶瓷器、魂瓶、畫像磚和金銀戒指。這七種載體出現的最早紀年集中在西元260年-288年之間，如最早的紀年佛像鏡——江西靖安「太康九年」（288）墓出土佛像夔鳳鏡（圖十）
最早的紀年魂瓶佛像——南京江甯區上坊出土的鳳凰元年（272）銘魂瓶佛像（圖十一）等。
這些紀年造像皆晚於康僧會「設像行道」的「赤烏十年」（247），很可能是受其影響的產物。康僧會是東吳時期西域康居國的僧人，以佛像傳播佛教，因此，吳晉佛像主要繼承了犍陀羅佛像的特點，秣菟羅的元素較少。這些小小的佛像藏身不同的載體中，也因此在風格上有些許差異，但總體上來說，它們造型古樸稚拙（圖十二），可見犍陀羅風的通肩袈裟、U形衣紋等特徵，是為長江中下游吳晉佛像大致特點。
綜上所述，何志國老師認為印度早期佛造像起源於西元1世紀早、中期的秣菟羅地區，其風格特點、表現手法與巴爾胡特佛塔、桑奇大塔雕刻有著密切的關係，也雜糅了當地民間神的特徵。而犍陀羅地區的佛造像在時間上略晚於秣菟羅，且受其影響。在西元1-3世紀印度佛像大流行時期，秣菟羅和犍陀羅佛像在彼此的發展過程中都存在相互交流的跡象。自西元1世紀佛像傳入中國後，不同地區的造像呈現出了各具特色的面貌，綜合來說，秣菟羅和犍陀羅的佛造像藝術對中國漢晉佛像都影響深遠。